□ 本报评论员 付小为

　　“布衣参事”面试环节已于前日结束，参加面试的9位市民中，有6人脱颖而出，3名参事人选将在他们中间产生。

　　除了聘期年限有所不同，“布衣参事”将与其他途径选任的政府参事在职责、待遇上并无二致。也就是说，“布衣参事”的参事权是实实在在的。

　　从普通市民当中公开选拔政府参事，武汉在全国首开先河。它打破了政府参事专家化、干部化的思维模式，将日益固化为高层次、高端建言的参事行为扩大至更广泛的人群，使得来自社会普通阶层乃至底层的想法、感受有可能进入到政府决策过程。

　　从《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工作办法》遴选参事的有关规定来看，代表性、影响力、专业能力、一定职级等条件要求，并没有作为本次公开选拔的硬性要求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次破格遴选。而破格的意义在于，参事可以从更广义的角度层面来理解。

　　不同于一般性的政府参事，“布衣参事”的特点和可贵之处在于“布衣”，而非“参事”。具有学识的表达，乃至前沿理论的陈述，这些政府参事曾经或正在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，但它们往往局限于自身领域的精专，有着更强的精英性特点。而“布衣参事”代表着另一个形式的见多识广，他们无疑拥有更多的民间经验，带来更多的着眼点不同的想法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群来自民间、热爱武汉、对促进社会进步充满热情的市民，无论在参事人员结构完善上，还是在建言内容的丰富性上，都会发挥极为积极的作用。

　　与选拔“布衣参事”对应的，其实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面临的社会普通阶层诉求表达不充分、交流管道不通畅的现状。不可否认，就现有机制而言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、一级政府履行职能、各级政府或机构的一般性调研等不同形式的制度手段，都可以起到听取民意的作用。然而，客观地说，政府对民众的真实状况的了解仍然是不够的，有时候二者对许多事情的理解甚至相去甚远。

　　官员选任方式所致的对上负责，以及诸如人大代表官员比例居高不下等，这些难于一时扭转的现实情况，也是造成上下层分离的重要原因。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分离，既显现于行政决策与执行不力的反差，还表现于社会高层、精英群体与社会普通阶层群体的互不理解。“布衣参事”正是意在对后者的弥合。

　　如今，“布衣参事”遴选进入到最后环节，是将吸纳民意的想法充分付诸实践，也表明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吸纳民意的态势，这种自我突破、首创性的尝试以武汉为开端，并可能会作为“武汉模式”在更多地方推广。

　　实际上，拓宽参事选任是众多吸纳民意的探索之一，以参政咨询为首要职责的参事建言之外，更多更为有效的、更具有决策影响力的方式仍有待实践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政治过程吸纳更多民众意见，转向政治决策更多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之上，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指向。

　　“布衣参事”是政府倾听民意的一个强烈信号，但它不能代表政府回应民意的全部。一个开放各种表达形式的平台正在展开，更多的前所未有的突破还会继续。